描述了罗斯最初将自己的受害感导向她的治疗师的时刻。罗斯表示，治疗师与她母亲和学校的接触增加了她感到的耻辱和脆弱，她觉得她没有得到她需要的支持。罗斯认为治疗师对她自己和她母亲的更大痛苦负有责任。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说明了发育性创伤的复杂性，并提出了治疗关系是否可以修复的问题。治疗师试图在罗斯文化背景下对信任和安全的担忧和发展创伤对几代人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